撰文/赵晓华 

      题跋作为中国古代书画的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后人重视，人们通过对画卷前后题跋的研究，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及创作之人。除此之外，题跋中蕴含着的友情与亲情，还赋予画卷无限的生命力。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清宫散佚卷轴类书画上多有大量的题跋，独具文献价值。

   《白莲社图》——“张冠李戴”三百年是卷以兰叶白描法画东晋慧远法师于庐山东林寺白莲结社之宗教故事。线条飘逸中蕴含凝重，确有李公麟遗意。卷后，有两宋人李德素、张激、赵德麟、范惇、京镗、赵不湎、孙昌、吕篆、刘扬庭等题跋。尤其是紧随卷后的李德素跋语首句即云：“白莲社图，熙宁中龙眠李公麟伯时居山时所作也……”跋与画可谓天衣无缝，以至后人毫不怀疑。《秘殿珠林》续编明确著录为“李公麟莲社图”。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杨仁恺先生据卷后张激题跋：“余尝画其图，而未得此记。大观三年正旦，赣川阳行先居士自国录告假归玉岩旧隐，见过庐陵，云道由匡山得记以归，借余传之。伯时、德素皆诸舅也，行先游从之旧，喜得之以证图画云。投子张激书”，考证此卷非李公麟所作，而是其甥张激之笔，李德素跋应为另件李公麟《白莲社图》所书，后人移装于此。 
     张激，画史无名，以这段跋语为线索，查阅文献，知其字达淳，曾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知庐陵县事。元戴良《九灵山房集》载张激曾摹“诏取上进”之阎立本《西域图》，由此有摹本流传于世，知其擅绘事，因受其舅李公麟影响，尤精白描人物。卷后题跋不但使我们认识了张激，更解除了几百年来的“张冠李戴”之误，恢复了画卷的本来面目。

 
“喧宾夺主”——实非跋者本意 
     元张渥《竹西草堂图》纸本，墨笔，纵27.3厘米，横81厘米。 
     此卷墨笔作元杨谦晚年于松间草堂栖身静思之情景。杨谦为当时名士，平生爱竹，于住地植竹千竿，自号“竹西居士”。卷中竹侧结庐，切中主人公名号“竹西”，构图巧妙。
    引首篆书“竹西”两字格外醒目，并画墨竹一枝，题诗一首，署款“仲穆”。“仲穆”者，元赵雍是也，于是，清《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此卷为：“赵雍竹西草堂图一卷”，实误。考画左下角钤“贞期”、“游心艺圃”两印，应出自元张渥之手。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元至元年间杭州人，工画山水、人物，善用李公麟白描法。之所以误认作赵雍，是因了那别出心裁的题跋。本来是为友人作品题跋，一时兴起，不但题了字，作了诗，署了名，钤了印，却又手心发痒随意画了两笔，几成大作，而张渥的“贞期”、“游心艺圃”两印默默地钤于众多鉴藏印中，难怪清宫“张”、“赵”不分，将其误定也。

画卷有价情无价——藏界留佳话
    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对所藏之书画总要钤满大大小小的鉴藏印，编上号，同时不忘题上何时何地购于何家，最有意思的是每次都将购买此画卷时所花银两写得清清楚楚，如题《元赵孟頫行书苏轼烟江叠嶂图诗卷》跋：“明嘉靖三十八年春二月，购于钱塘丁氏，墨林项元汴真赏。原价肆十两，‘宠’字编号”；题《元张渥竹西草堂图》跋：“用价廿两购于吴中，有‘嘉’字编号”；题《明文徵明漪兰竹石图卷》跋：“嘉靖三十九年秋八月望，装池于天籁阁中。‘仁’字号，其值拾贰金”，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项元汴，字子京，明嘉靖年间嘉兴人，经营典当业，颇富收藏，尤重历代书画。长兄项篤寿出身进士，兄弟情同手足。项元汴为人处世十分吝啬，每购入书画，若发现用价高了，便认为上当受骗而终日不乐，甚至寝食难安。其兄为人豁达，每遇元汴不悦，便知缘由，过弟处“闲聊”，元汴总会拿出自认价高的书画诉苦，长兄鉴赏过后，照价付值，以慰其弟，兄弟情深意笃，藏界传为佳话。

自画自题——赵孟頫的自信
     此卷纸本，纵25.9厘米，横51.8厘米，设色画红衣西域僧端坐菩提树下。物像精备，僧人面部描绘尤为独到，款署“大德八年暮春之初吴兴赵孟頫子昂画”。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元时为翰林学士承旨，授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诗、书、画、印俱佳，尤擅绘山水、树石、花竹、人物，后人论其画“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为元代画坛领袖人物。
     卷中钤明朱之赤“子孙保之”等印，清宋荦“漫堂珍赏”等印，以及乾隆、嘉庆、宣统内府鉴藏印。画心乾隆行书御题，卷后有明董其昌、陈继儒题跋，而最具情趣的是作者的行书自题：“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虽三言两语，却由画卷道出一段唐、五代、宋、元六百年间的文化交流史。
    跋中提到的善画西域僧的卢楞伽是唐朝人，赵氏认为卢楞伽之所以画罗汉“最得西域人情态”，是因为“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而五代王齐翰“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混乱时期，内困外扰，民不聊生，各种文化交流几处停顿状态，王齐翰只能以汉僧为原型。谈到自己笔下的罗汉，赵氏深有感触：“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自信，是因为有艺术源泉，有根有据，而不是臆造出来的。所以才敢面对公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